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指出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开始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，也指出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很突出。中国农业发展也适用这个判断。

我国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。作为食品基本原料的粮食生产，我国多年超过1.3万亿斤，加上进口粮食，人均占有1000斤以上。这个供应能力，足以保证中国人吃饭无忧。

温饱问题的解决是改革开放的结果。中国农业因为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，不止每亩地的产出大幅度提高，还包括同样的产出所使用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。大体计算，中国现在有4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，真正投入农业的大约只相当于1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。正因为这个变化，中国食品价格上涨远低于工资上涨，使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价格比改革开放前变得相对便宜，品类也更丰富。例如，在鸡蛋名义价格大约上涨15倍的时段中，名义工资上涨100倍左右。我国近年小范围地区农业自然灾害严重，但遭灾地区的主要食物原料价格基本没有发生变化，这在几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。

从粮食供求基本格局看，这个趋势有很大可能会继续保持，我们不必过于忧虑饥荒发生。这得益于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自由。

中国农业取得巨大成绩，并不是说中国农业没有问题。恰恰相反，农业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。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成本高，国民吃饭代价大。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（食品开支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）已经为这个判断提供了充分证据，这里用不着细算粮食生产具体的成本项目。我国恩格尔系数约为30%，发达国家基本为15%以下（日本除外）；再考虑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，我国实际恩格尔系数估计在35%以上。

有人不承认我国农产品价格高，甚至以为高价可以增加农民收入。这个说法有问题。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，这是经济学常识。以往的经验是农产品涨价会引起农业生产资料涨价，农民收入很难增加。而农产品价格降低，则会发生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的情形，往往引起次年农产品的涨价。中国农产品市场长期形成一种高位的价格波动，原因当然是“成本刚性”在起作用。这不是说成本没有下降，而是下降的速度慢。

所以，决不能低估以粮食涨价手段支持农业的危险性。粮食供应的直接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价格；即使在中国这个被人们认为是耕地资源相当不足的国家，也是这样。某年粮食涨价或降价对第二年粮食产量变化有重要影响。这说明我国粮食增产的资源潜力并未达到极限。恰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容易犯迷糊。

本质上，影响粮食产量的是投资利润率。从长期看，依靠农产品涨价来提高农业投资利润率是饮鸩止渴，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农业投资品的涨价，最终除提高通货膨胀率外没有别的好处。只有通过制度变革与技术进步来降低农业经营成本，才是提高农业投资利润率、稳定粮食市场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可靠办法。

中国的农业竞争力要显著低于多数农业比较重要的经合组织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成员国家。如果将农民劳动投入与国家的农业投入算作成本，我国粮食生产实际上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。勿以为发达国家（特别是美、加、新、澳）的农产品价格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，数据并不支持这个判断。

如果农产品更便宜一些，政府对穷人的援助会更有效。假定政府给收入最低的1亿人口每周补贴1斤蛋、1斤肉，每年政府花费不超过1500亿元。如果这些食品的价格还能降低，政府可以援助更多低收入者。西方有句谚语，“人是吃出来的”；中国谚语则说“民以食为天”。这些说法都很有科学道理，政府在这方面花钱很值。